喻昌最受不了的是那些誤人的庸醫。

作為明末清初的一代名醫，喻昌醫術精湛，活人無算。同時代的著名文人錢謙益曾求醫于他，結果不藥而愈。錢謙益非常感佩，稱其為“圣醫”。

在行醫過程中，喻昌一直秉承“醫之為道大，醫之為任重”的信念，認真看病，可耳聞目睹的，卻又有很多亂象——“醫以心之不明，術之不明，習為格套，牢籠病者”，以至于“遮天蔽日，造出地獄”。意思是說，有的醫生醫德醫術兩虧，不懂辨證施治，只知照本宣科，患者好像被置于牢籠之中，不得解脫。

行了一輩子的醫，喻昌決定著書立說，給那些庸醫上上課，于是，便有了《醫門法律》。該書在清順治十五年（1658年）刊行，喻昌時年74歲，正是學術思想、臨床經驗最成熟的時期。

書名啥意思？醫界的法與律。法，指的是按中醫理論制定的辨證論治的法則、方法；律，指的是醫生臨床治病的注意點、應該自我約束的行為、不應該出現的行為等。在古人看來，看病就好像審判案件，“律者，明著醫之所以失，而判定其罪，如折獄然”，必須慎重以待。

比如，在卷一中，喻昌強調臨床望診察色的重要性，主張察色要與望神相結合，以觀察氣血之盛衰。最后，總結出的“律”是：“凡診病不知察色之要，如舟子不識風汛，動罹覆溺，鹵莽粗疏，醫之過也。”意思就是，看病不察氣色，好比行船之人不管風情汛情，很容易翻船溺水，如此魯莽粗疏的做法，是醫生的過失啊。

就主要內容而言，《醫門法律》分為6卷，對中醫四診法——望聞問切進行詳細論述，對中醫主要概念比如“順應四時”“因地制宜”“正治反治”等進行闡發，并通過建立中風門、傷燥門、瘧證門、痢疾門、咳嗽門、消渴門等對臨床常見病證，從病因病機、治法方藥、禁忌以及醫生應該遵守的行為規范等方面進行論述，為醫生臨床診治疾病創立規矩和準繩。

在行文走筆中，喻昌每每聯系《黃帝內經》等經典以及張仲景等前賢的論述，融入儒家與佛教思想，并臚列自己的心得體會與臨床經驗，使得《醫門法律》具有很高的思辨性和實用性，可謂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對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點評道：“昌此書乃專為庸醫誤人而作。其分別疑似，既深明毫厘千里之謬，使臨證者不敢輕嘗。其抉摘瑕疵，并使執不寒不熱、不補不瀉之方，茍且依違遷延致變者皆無所遁。其情狀，亦可謂思患預防，深得利人之術者矣。”十分貼切。

值得注意的是，喻昌非常重視醫德的涵養。在書中，他談道：“醫，仁術也。仁人君子必篤于情。篤于情則視人猶己，問其所苦，自無不到之處。”他希望醫生提升共情能力，多換位思考，關注患者的苦惱。這與今天醫學界倡導的醫學人文、敘事醫學，有異曲同工之處。

比如，喻昌重視四診法中的問診環節。問診之時，醫生要全神貫注，“閉戶塞牖”，關好門窗，避免外界干擾；對患者的病情，要“數問其情，以從其意，誠以得其歡心”，多問問病情，多聊聊心情，以獲得患者的信任。如此一來，“問者不覺煩，病者不覺厭，庶可詳求本末而治無誤也”，意思是醫生要會“聊天”，問的人有心，講的人有意，醫患融洽，這樣大概就能把患者病情摸清，治療也不容易失誤。

多年的行醫經歷告訴喻昌，“人多偏執己見，逆之則拂其意，順之則加其病”。有的患者很固執，逆著他吧，他不高興，順著他吧，會加重病情。“然茍設誠致問，明告以如此則善，如彼則敗，誰甘死亡而不降心以從耶？”如果醫生以誠心設問，雙方關系和諧，明著告知，這么干好，那么干不好，誰甘愿冒著生命風險而不放棄成見聽從醫生呢？

即便今天，患者依從性差的問題，總是讓醫生頭疼。患者為啥就不遵醫囑呢？喻昌的說法，提供了一種分析思路和解決之道。

總之，醫學人文、敘事醫學雖然是由現代醫學提出來的概念，但在中醫學的漫長發展過程中，喻昌為代表的中國醫生，在《醫門法律》為代表的醫學典籍中，已經探討了相似的論題，并總結了臨床上的應對之道，具有穿透時空的價值和魅力，值得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