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2020年1月17日，王文濤（中）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回訪他治愈的包蟲病患者。
新華社記者 劉 坤攝
圖為2020年1月16日，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醫院，王文濤（右）在病房里鼓勵一名包蟲病患者。
新華社記者劉 坤攝
“高原巍峨，冰山雪峰層巒疊嶂，屹立在湛藍的天邊，神圣、潔白，望不到盡頭。”這是我2006年初次跟隨醫院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巡回義診時看到雪域高原的第一印象。那里如此純凈，如此美麗。
但雪山之下，不少藏族百姓卻深受著包蟲病的困擾。當時，包蟲病高發地區經濟相對落后，廣大農牧民收入普遍較低、健康防病意識薄弱。罹患包蟲病的農牧民就醫時很多已處于晚期，肝臟被嚴重侵蝕。當地群眾談病色變，認為它是“不治之癥”。病例中經常有全家患病的情況，許多農牧民更是在得知自己患病后便放棄治療。
當時我就暗下決心，作為一名肝臟外科醫生，一定要為這些善良淳樸的藏民做些事情，想辦法幫助他們從肝包蟲病的折磨中解脫出來。
把先進的醫療技術下沉到流行病高發區
當地大部分患者是泡型包蟲病，手術是主要的治療手段，特別是到了晚期，只能通過肝移植手術才能救命，而傳統肝移植手術費用至少50萬元，術后也需終身服用昂貴的抗排斥藥物，對于這些本已貧困的家庭來說是一個不現實的治療方案。
我們在臨床中發現，很多包蟲病患者到了晚期，雖然大部分肝臟被嚴重侵蝕，但仍有少部分結構正常的肝臟可以利用。我們突破了多個技術瓶頸，探索出了一種有效的治療方法，就是離體肝切除聯合自體肝移植手術。2014年，我們在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成功地完成了四川省首例晚期泡型包蟲病的自體肝移植手術，當時我和5個科室的十幾位醫生經過18個小時才順利完成這臺手術。
手術成功之后，我反復思考，怎樣才能把先進的醫療技術下沉到流行病高發區，切實為藏區老百姓解除疾病困擾。甘孜當時的醫院只能做簡單的囊性包蟲病手術，稍微復雜一些的泡型包蟲病根本無法處理。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我決心深入藏區開展醫療幫扶工作。我到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醫院進行查房、講課、制定臨床規范、現場示教手術，手把手為當地醫院培養專業人才。我們還通過遠程會診平臺和5G查房設備，為每一位患者的治療把關。
在海拔2800米的手術室為澤仁解除病痛
2016年，我在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和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醫院的遠程網絡會診平臺會診了一名叫澤仁的藏族女患者，家中五口人已有3人患肝包蟲病，父親與妹妹都因肝包蟲病去世。當時，她的病已到了晚期，沒有經濟條件到成都就診。
經過多次遠程會診和預案演練，我們決定到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醫院為這位患者開展離體肝切除聯合自體肝移植手術。當天早晨6點我們便從成都出發，中午1點趕到醫院后立即投入手術，經過連續15個小時的奮戰，手術于第二日凌晨結束。
整個手術過程充滿挑戰，最大的困難是身體的不適應。海拔2800米的手術室內悶熱狹小，戴上口罩后我更加感到胸悶、頭暈，只能和患者一樣戴上長長的氧氣管，一邊吸氧一邊完成手術。
一個月后，當澤仁抱著她2歲的女兒站在我面前，向我們鞠躬致謝獻上哈達時，作為醫生的我心中充滿了成就感。這也讓州里的廣大醫務人員感到異常振奮，他們奔走相告，因為這在過去是想都不敢想的手術。當初我選擇把這樣復雜的手術安排到設備條件相對簡陋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醫院，除了考慮到患者經濟困難，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想讓當地醫生共同參與、見證這樣復雜的手術，增強他們學習復雜肝膽外科技術的信心。
無數次走過318國道，無數次把天險踩在腳下
對于解決包蟲病來說，手術治療只是治標，預防才是治本。我們和當地醫療團隊每年深入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多個縣、鄉，走進學校和群眾家中，以短視頻、藏語歌曲等形式宣傳防病知識。
有一次，我和州醫院醫療隊在石渠縣色須鎮進行包蟲病宣傳和隨訪，近千名農牧民頂著高原炙熱的太陽席地而坐，我為他們進行包蟲病防治知識宣講和手衛生知識示范。就在宣講即將結束時，大院外傳來了摩托車的轟鳴聲，原來是澤仁和她愛人得知華西醫療隊到了色須鎮，一大早從100多公里外趕了過來，就為了給我們獻哈達。
群眾中還走出幾個牧民，也加入了獻哈達的隊伍，他們都是在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醫院做過手術的患者。這些淳樸的農牧民有的是騎馬幾十公里趕到會場，有的是昨天就坐車到了鎮上，在這里等著我們。
看著熱情淳樸的農牧民群眾，我雖聽不懂他們的話語，但能感受到他們對我們工作的肯定，心里無比自豪。回成都的路上，這一場景始終浮現在我腦海中，更堅定了我為農牧民群眾解除病痛的信心和決心。
以前去甘孜藏族自治州，我無數次走過318國道，也無數次把天險二郎山踩在腳下。6個半小時的路程，坎坷又艱難。做完手術后，為了能趕上第二天的門診和手術，我經常要連夜趕回成都。現在，得益于國家對邊遠地區的建設，成都到甘孜通了高速，3個小時即可到達。車程短了，我和當地農牧民群眾的“心距離”也更近了。
（作者為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肝臟外科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