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東聊城一醫生開具抗癌藥經鑒定屬于假藥一事引發關注。患者在醫生的推薦下從第三者手中買了抗癌藥卡博替尼，服用后出現嘔吐、厭食等反應。患者家屬將買來的藥送到食藥監部門鑒定，鑒定結果顯示該款卡博替尼是假藥。當事醫生稱，其推薦藥是出于好心，唯一目的是延續患者生存時間，并未從中獲利。當地衛健委回應稱，該事件仍在調查之中。
關于什么是“假藥”，電影《我不是藥神》曾作過專門探討。主人公從印度進口的“仿制藥”明明有治療效果，卻最終被認定為“假藥”。這使人意識到，“假藥”并不總是“假冒偽劣”的藥，有些能治病的也可能是“假藥”。《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在定義“假藥”外，專門規定了“按假藥論處”的幾種情形：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規定禁止使用的；依照本法必須批準而未經批準生產、進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須檢驗而未經檢驗即銷售的；變質的；被污染的；使用依照本法必須取得批準文號而未取得批準文號的原料藥生產的；所標明的適應癥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規定范圍的。值得玩味的是，按照聊城市藥監局的認定書，此事屬于“按假藥論處”的第二種情形，這無疑給人們留下了“假藥不假”的想象空間。
雖然當地衛健委還沒有公布調查結果，但就輿情的關注點而言，有兩點至少要查清楚：一是該藥不能止于“按假藥論處”，要查明它到底有沒有用；二是要梳理關系鏈，看當事醫生到底有沒有獲利。這兩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倘若醫生好心卻被追責，這就又是一個“藥神”的故事，不得不面臨法與情之間的糾葛。根據刑法第141條，只要具有主觀故意生產、銷售假藥的行為，即構成生產、銷售假藥罪，最低要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但也要看到，如果一個人已經被確認病入膏肓，那么就有權使用他認為會有幫助的方法。關于這一點，最高人民法院已經專門給購買境外藥品的認定開了口子：“銷售少量根據民間傳統配方私自加工的藥品，或者銷售少量未經批準進口的國外、境外藥品，沒有造成他人傷害后果或者延誤診治，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
倘對“自我救濟”深究一層，往往是“無藥可用”的尷尬現實。現實中已發生過許多案例，患者不得不求助海外新藥的背后，是我國新藥審批的響應滯后、周期過長，甚至常常面臨“新藥變舊藥”的吐槽。另一方面，即使有些“救命藥”通過了國內審批，人們仍然去海外“代購”，是因為有時候藥價過于昂貴。因此，解困“救命藥”，不能只靠“自我救濟”，也要靠“制度救濟”。首先審批流程要提速。國外已經被證明為有用的新藥，可以簡化臨床試驗流程，加速引入國內市場。其次要推動藥價下降。去年財政部將包括抗癌藥在內的多個進口藥品關稅從3%—6%降到零關稅，就足以證明抗癌藥有降價降稅的空間。最后要減輕群眾負擔。近日，國家醫療保障局宣布開展新一輪醫保藥品目錄調整工作，將更多救命救急的好藥納入醫保，這對于消費者來說也是個好消息。
一段時間以來，“自治救命藥”或“購買仿制藥”成為輿論熱點，客觀上反映了人們看病貴、看病難的現實。有了這個背景，該新聞何以能引發關注，也就不難明白了。值得注意的是，在事情調查結論公布之前，我們尚不能斷定醫生的行為是義舉。假如調查呈現出了另一番結論，該強調的自然是“以法律為準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