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樂是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接到那個電話的。

電話是今年8月從洛陽市西工區(qū)疾控中心打來的，內容很簡單，告知他感染了艾滋病病毒（HIV）。

問題是，在他印象里，他并沒有做過艾滋病病毒的相關檢測。此前的一段時間里，他最近做的一次血液檢查是到鄭州大學附屬洛陽中心醫(yī)院（洛陽市中心醫(yī)院）查梅毒。但他回憶，檢測項目中不包含HIV抗體，也沒有任何人以口頭或書面的形式告知他會檢測這個項目。

根據(jù)國務院于2006年頒布的《艾滋病防治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國家實行艾滋病自愿咨詢和自愿檢測制度。這意味著，這次檢測違反了《條例》的相關規(guī)定。

魯樂告訴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他就此向當?shù)丶部夭块T交涉時，西工區(qū)疾控中心工作人員曾表示，和他一批總共抽檢了約200份血樣，共查出7人HIV陽性。

但至少魯樂對這次抽檢毫不知情。

此前，他對艾滋病毫無了解。接到那個電話的時候，他以為自己得了絕癥，思考了包括和女朋友分手、如何給父母盡孝等許多“人生重大問題”。他說自己甚至會羨慕路邊的乞丐，“至少他還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這個22歲的年輕人就這樣做了4天艾滋病人。然后，這被確認是一次誤診。

魯樂稱，洛陽市西工區(qū)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已就誤診一事向他道歉。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試圖向當?shù)丶部夭块T了解詳情，西工區(qū)疾控中心工作人員稱誤診一事“已經給過處分”，自己只負責接待初篩為陽性的患者，對抽檢一事不清楚。洛陽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員則稱領導外出學習，自己不便接受采訪。

北京市一家醫(yī)院的艾滋病專科護士劉皎告訴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有研究表明，患有梅毒等性病的人，同等條件下通過性途徑感染HIV的風險也更高。在工作中，她往往會建議患有性病的人做HIV抗體檢測。

但魯樂在整個過程中都沒有得到應有的告知。他甚至不知道，醫(yī)院或疾控部門在對患者檢查HIV前需要盡告知義務。

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掌握的情況顯示，這樣的偷檢并非孤例。一位2015年被確診感染HIV的患者告訴記者，他曾于當年8月在浙江省人民醫(yī)院做梅毒檢測。領報告單時，卻被告知，自己的血樣中檢測到了HIV病毒，需進行復查。

他向記者提供了一份檢驗報告單，檢查項目僅有梅毒，備注一欄卻注明了“需8.31復查hiv”。據(jù)他回憶，在做梅毒檢測時，沒有任何人告知他，會進行HIV檢測。

據(jù)《中國新聞周刊》等媒體報道，2019年6月，貴州省遵義市仁懷市茅臺鎮(zhèn)的貴州茅臺酒股份有限公司也在招工體檢中，在未告知的情況下，進行HIV檢測。

今年9月，一名來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烏魯木齊市某高校的學生在研究生入學體檢中被檢測了HIV項目。該學生向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提供了一份與當?shù)丶部夭块T工作人員的對話錄音，工作人員承認體檢單上沒有檢測HIV的項目。

一名在浙江省某高校在讀研究生告訴記者，他在研究生復試體檢中被檢測出HIV陽性。但他回憶，體檢單上沒有該項目。

前述兩名學生均表示，他們的隱私得到了保護，他們沒有因為感染艾滋病而從所在學校退學。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夠平靜面對這一結果。2017年5月，四川省內江市第六人民醫(yī)院在未提前告知的情況下，對一名前來做入職體檢的人進行了HIV檢測。檢測結果呈陽性，醫(yī)院作出體檢不合格結論。招聘企業(yè)根據(jù)體檢結論，決定不與他簽訂勞動合同。

他最終在法院的調解下要回了工作，并起訴了為他做檢測的醫(yī)院和當?shù)丶部刂行模ㄔ阂粚徟袥Q他敗訴。

此前，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采訪時他表示，“我有選擇不做HIV抗體檢測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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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要求匿名的某地疾控部門工作人員告訴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據(jù)他了解，有一些地方的皮膚科和泌尿科會在檢查項目中設置HIV檢測。“我們會在診斷時‘建議檢查’，但我知道有的地方會貼告示，有的地方不告知偷偷檢測”。

對于大部分人來說，這樣的檢測并不會造成過多的負擔——檢測大多不收費，甚至不用多抽一管血。但多名接受記者采訪的HIV感染者表示，他們還是害怕被悄悄檢測，并擔心由此帶來的歧視。

而如今，這項檢測有可能出現(xiàn)在越來越多的地方。記者了解到，在南充、義烏、寧波、西安、杭州、大連等地，辦理健康證時，會強制檢測HIV。在西安等地，即使檢測結果為陽性，也不影響健康證的發(fā)放；在大連等地，若HIV檢測結果為陽性，則無法取得部分行業(yè)所需的健康證。

目前在北京等地辦理健康證，體檢項目不包含HIV檢測。

這項檢測還可能出現(xiàn)在申領教師資格證的體檢中。2013年，廣東省修訂了教師資格申請人員體格檢查標準，原第十三條中多種性病及艾滋病“不合格”的條款被刪除。但據(jù)記者查詢，目前還有許多地方對申請人做HIV抗體檢測。

根據(jù)杭州市人民政府門戶網站公布的“公安部門辦理購房入戶基本條件和手續(xù)”，申請人需滿足“無傳染疾病”。向遷入地派出所提出申請時，申請人需提交指定醫(yī)院出具的體檢報告或無傳染病證明。

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采訪了多名近一年在杭州辦理過購房入戶者，了解到，購房入戶體檢表范本包含HIV抗體檢測。其他必須檢查的傳染病還有梅毒、甲肝、丙肝等。

一名在杭州辦理了購房入戶者提供的體檢項目截圖。受訪者供圖

艾滋病目前尚無治愈手段。但最新的醫(yī)學研究顯示，HIV感染者通過抗病毒治療，可以獲得接近未感染者的壽命，并將艾滋病的感染性降至極低的水平。

為HIV感染者提供免費抗病毒治療藥物，屬于中國政府于2004年正式實施的“四免一關懷”政策。這項政策也被認為是我國艾滋病防治最有力的政策措施之一。

這項政策的前提便是準確地檢測出HIV感染者。2012年1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動計劃》，提出“擴大監(jiān)測檢測覆蓋面，最大限度發(fā)現(xiàn)感染者”。

在2017年1月印發(fā)的《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動計劃》中，國務院提出的工作目標包括“經診斷發(fā)現(xiàn)并知曉自身感染狀況的感染者和病人比例達90%以上”“符合治療條件的感染者和病人接受抗病毒治療比例達90%以上”“接受抗病毒治療的感染者和病人治療成功率達90%以上”。

這一目標被稱為“3個90%”。這一目標在國家衛(wèi)生健康委員會等10部門于2019年10月印發(fā)的《遏制艾滋病傳播實施方案（2019—2022年）》（以下簡稱《實施方案》）中再次被提出。

《實施方案》還提到，醫(yī)療機構要按照“知情不拒絕”原則，在皮膚性病科、肛腸科、泌尿外科等重點科室為就診者提供艾滋病和性病檢測咨詢服務。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在2019年國際艾滋病學會（IAS）上報告的數(shù)據(jù)顯示，2018年，中國診斷發(fā)現(xiàn)并知曉自身感染狀況的感染者比例為69%，符合治療條件的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療比例為83%，接受抗病毒治療的感染者治療成功率為94%。前兩項實現(xiàn)率與預期目標還有差距。

四川省樂山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陳曉宇醫(yī)生表示，為了發(fā)現(xiàn)更多潛在感染者，他們常常得央求人們前來咨詢，或接受免費的治療，有時還會提供交通補貼、誤工費等，或是自費購買小禮品。

在他看來，擴大化檢測是好事。“以前，我一個月可能也等不到一個自愿來檢測的。人們不愿意來，似乎來檢測就是有病，就是做了不好的事情。”陳曉宇說，“但現(xiàn)在，普及檢測能讓他們更方便地就近接受檢測，減少他們的顧慮，能讓更多人知曉自己患病的情況，更早接受治療。”

他認為，《實施方案》本身是好的，只是在部分地方執(zhí)行時“有些粗糙”，變成了強制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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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采訪了多名疾控中心工作人員及醫(yī)護人員，他們表示，從2018年年底就能明顯感覺到擴大化檢測的趨勢，也會感受到來自上級疾控部門對“3個90%”工作目標的壓力。

一名在廣西工作的護士稱，如果自己的工作在上級的檢查中不達標，會被扣除部分績效工資。而她所在部門的9名護士，要負責超過1萬名HIV感染者的隨訪工作。

在云南麗江，麗江市人民醫(yī)院在血液檢查處貼出告示，寫明“逢血必檢”“HIV知情不拒絕檢測”。在成都市武侯區(qū)，也有醫(yī)院在血液檢查處貼出告示，稱“我們將為您提供免費艾滋病抗體快速檢測，如果您不拒絕即視為同意”。

云南麗江，麗江市人民醫(yī)院在血液檢查處張貼“逢血必檢”告示。受訪者供圖

有公益組織工作人員在微博上向云南省疾控中心提出質疑，稱這種行為可能違反國家相關政策法規(guī)，云南省疾控中心官方賬號回應稱，這是為了落實《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動計劃》對艾滋病防治“3個90%”工作目標要求。

劉皎說，在檢測地點張貼書面通知作為告示這種方法，在她的執(zhí)業(yè)場所中并沒有遇到過，知情同意和保護患者隱私仍然是醫(yī)學界最普遍的準則。

在劉皎看來，這背后是各地醫(yī)療資源不均衡的問題。貼一張紙，或是捆綁檢測是“無奈之舉”。“在北京，我們人手充足，基本可以做到和每個病人溝通清楚。病人能夠理解檢測對于他的好處，自然就容易接受”。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調查數(shù)據(jù)顯示，北京市艾滋病防控的壓力相對較小，“3個90%”工作目標中，后兩個已在2018年完成。

陳曉宇認為，擴大化檢測本意是為了加強艾滋病的防控。但如果處理不當，可能會讓部分患者認為，篩查是為了將他們和其他人區(qū)別開，反而引起恐慌，起到反作用。

（應采訪對象要求，魯樂、劉皎均為化名）